前晚,国家话剧院的《理查三世》刚结束在台北的演出,台湾观众反响热烈,人气爆棚。
这样的叫好叫座,远在杭州的记者都能感受到。昨天,国家话剧院副院长、著名导演王晓鹰在电话那头,很兴奋地说:“从台北观众的反应就能感觉到,他们完全领略到演出的妙处,体会到一种深刻的快乐。”
“深刻的快乐”,这正是“剧赞·国家话剧院2014杭州演出季”将带给杭州观众的体验。
除了明星,导演更是品牌保证
国话带来戏剧史上名家作品
“恕我冒昧地讲,在话剧领域,杭州还属于‘三线城市’。”昨天,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、著名戏剧理论家傅谨半开玩笑地评价,“在我的定义里,北京是一线,上海是二线,全国其他城市都是三线。”
所谓三线,用演出商的话讲,就是只有“明星和名导”能让一部话剧演爆。“明星”就是影视明星,“名导”只限那几个名字。
“实际上我觉得观众对戏剧的需求潜能非常大,北京的繁荣模式可以复制到任何地方。”傅谨说。
北京现在的“一线”地位,是每天数十个剧场同时开演支撑起来的,许多地方甚至有小剧场群,这个阵势连上海也比不了。不过这样的繁荣景象,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的。
而在此之前,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副所长宋宝珍的话说,话剧就是“萧条”,“电视开始进入千家万户,人们足不出户,便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时政、新闻、文艺类节目,话剧受到了空前挑战。大量的舞台演员和观众都被拉进了电视电影的大潮之中。”
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,那些成为影视明星的演员又回归到话剧舞台上,把白领观众重新拉进剧场。“明星话剧”就是那时出现的,“商业话剧”的概念也从此开始。
“1994年,北京上演《离婚了,就别再来找我》,是商业戏剧发展的源头之一。当时被炒得大红大紫,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选用了当时著名的影视演员史可当主演。”宋宝珍说,“后来,陈佩斯演了《托儿》,葛优演了《希望长安》,黄磊、孙莉演了《暗恋桃花源》,袁泉、秦海璐演了《青蛇》……赖声川说,一个舞台剧票房的好坏,用明星无疑是具有号召力和亲民性的。”
这样的明星话剧,在杭州也上演过,票房很好。
“但是北京和上海已经脱离了这样的模式。”傅谨说,“许多导演的名字,在北京能成为票房的保证,比如田沁鑫、林兆华、王晓鹰,甚至很多年轻的导演。而一些经典剧目,更是不需要影视明星就能唤起观众热情,就像国话这次要来杭州演的《哥本哈根》、《死无葬身之地》,它们都是戏剧史上名家的作品,国话的版本也很忠实地呈现原作的内涵。”
奉献经典精品,正是国家话剧院一贯的风格,“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性,这就是我们要带给观众的。”
除了玩概念,更要注重现实
好作品能带来深刻的快乐
接受记者采访时,王晓鹰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“深刻的快乐”——这是他对高品质话剧给观众影响力的形容,“国内话剧市场现在很繁荣。不过繁荣并不完全等同于发展,业绩不完全等同于艺术品质。除了更广大的传播以外,是不是需要品质提高?包括剧本的深度,导演和舞台的处理,制作和表演的品质等等。”
这是“话剧国家队”领队之一,对于目前遍地开花的娱乐话剧的一种思考。
在傅谨看来,“目前在市场上流行的,由民营剧团打造的大量商业话剧,主要有两个种类,一种是玩概念的先锋另类话剧,另一种就是搞笑幽默的轻喜剧。”
“先锋话剧是由孟京辉开创的道路,他的成功给很多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可追随的榜样。”傅谨说,“不过孟京辉的作品除了先锋的形式,还是有高品质的剧本,精良的制作,才发展成另一种经典。而现在的很多先锋剧,可能仅仅是玩一些花哨夺人眼球的形式而已。”
“搞笑轻喜剧则是以‘开心麻花’系列为代表的,他们在2003年开创的所谓‘贺岁舞台剧’的概念。后来大量出现搞笑类的喜剧作品,在市场上很受欢迎。其实赖声川最早也是用喜剧的形式来吸引观众的,《那一夜我们说相声》就是如此,让濒临灭绝的相声在台湾起死回生。戏剧市场很荒漠化的时候,通过幽默搞笑开拓市场功不可没,但是这个市场要成熟,是需要更多深刻的东西。”傅谨说。
所谓“更深刻的东西”,就是专业人士口中的“现实主义作品”。“也就是那些,说人话的,好好讲故事的作品。”傅谨举例,“在欧美,戏剧市场很成熟的地方,你会发现,90%的剧目还是这些现实主义作品。观众对戏剧的需求,从古到今其实差不多。玩概念和形式只能新鲜一时。在国内的市场上,国话就是这样的院团领航者。”